放火团掀抗日怒潮侵略者遭沉重打击

        开栏语
        八十载沧桑巨变，历史记忆永不褪色。大连，这座英雄的城市，曾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重灾区，也是东北抗战的重要战场。从旅顺口到金州湾，从庄河山区到复州古城，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壮烈篇章。大连人民的抗争，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史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流砥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凯歌。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特别推出“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专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让我们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赓续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从本期开始，让我们共同走进那段永志不忘的峥嵘岁月。
        1934年至1940年期间，大连地区活跃着一支由苏联红军参谋部指导、中国爱国青年参与的隐蔽抗日组织——抗日放火团。该组织以破坏日军军事设施和物资为主要目标，6年先后在大连放火57起，烧毁了日本侵略者大量的军用物资，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日本严密统治的、被其称为“无风地带”的大连，抗日放火团如何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成功行动？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进行了解读。
        在日军眼皮之下6年放火57起
        据了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并不断在中苏边境挑起事端。为了摧毁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物资，共产国际决定，由苏联红军参谋部负责训练中国、朝鲜等国爱国青年，组成国际情报组。经过苏联的训练后，这批中国青年被派往东北、华北等地从事放火爆破行动。因大连是日本扩大侵略的基地和交通枢纽，国际情报组把大连作为工作重点。1934年夏，大连国际情报组（又称抗日放火团）建立，赵国文、李寿山、王耀庭、秋世显、黄振林等先后成为负责人。
        大连国际情报组对日本侵略者的战略物资和军事设施实施放火行动始于1935年6月。他们先后在码头仓库、满洲油漆会社、陆军仓库、万丰银行仓库、日清油坊仓库等处实施放火。由于大连国际情报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日本统治当局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一直认为是自然火灾。直到1939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哈尔滨逮捕了北满国际情报组负责人姚荫芳，从其供词中方知大连也有国际情报组活动。与此同时，日本统治者从满洲石油会社的火灾事件中，发现了用化学药品引燃的线索，方知以前一系列火灾并非自然火灾，而与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活动有关。此后，日本关东厅加强了防范，增设外事警察课，充实警备力量130余人。
        1940年6月，大连国际情报组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破坏。情报组成员黄振先酒后泄露了码头起火的实情，被一同喝酒的福昌华工株式会社黑嘴子砂场的二工头牛嗣义告密。6月24日晚至7月初，日本警、宪、特一齐出动搜捕，除洪德锡、王金泰2人逃脱外，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全部被捕。8月15日，中国国际情报组总负责人纪守先在上海被捕。
        据统计，大连国际情报组自1934年夏成立，至1940年6月被破坏的6年时间里，共放火57次，烧毁的日军物资价值日币3000多万元，足够日军两个师团全年所需。
        抗日放火团有四大制胜法宝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文献部四级调研员王雪冬认为，大连国际情报组在日本严密统治的“关东州”内，放火行动持续6年之久，给日本殖民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大连国际情报组接受上级情报组的直接领导，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同时，中共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纪守先在上海总部直接领导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放火行动。秋世显来大连后，迅速打开了放火行动局面，与其他国际情报组成员一起，数十次放火烧毁日本军用物资，仅他亲自组织实施的放火就达39次，被称为“火神爷”。1938年4月10日，赵国文、秋世显领导石油工人吴成江、厨师陆炳义在甘井子满洲石油会社15号和16号仓库放火。大火持续了16个小时，将日军储存的6万桶石蜡、石油全部烧掉。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事后隐瞒损失数字，但据推测这场大火使日本损失日币700万元以上（当时可购20架飞机）。
        大连国际情报组凝聚了一批具有爱国热忱，对日本侵略者刻骨仇恨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得到了人民的拥护。1936年3月，秋世显来连后，化装成工人，住进码头工人居住的“红房子”，以与工人交朋友的方式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发展成员。1939年9月，大连国际情报组已分成三个组进行活动。几年间，在大连直接或间接参与放火爆破活动的有70余人，其中工人、店员占90%。邹立升是大连国际情报组发展的第一个成员，他又以同乡关系发展了满洲油漆会社工人高绪慎、高绪清兄弟，并动员妻子包玉侠参加。当邹立升第一次被捕越狱后，藏身于老师刘桂林家中。再次被捕后，刘桂林夫妇也遭被捕，但至死不悔。这就是大连国际情报组深厚的群众基础。
        大连国际情报组纪律严明。领导成员深知事关重大，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他们经常迁居。如赵国文从甘井子到寺儿沟曾迁移过五六次。秋世显、邹立升在石道街、平和街、寺儿沟、黑石礁等地之间迁移过六七次。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活动采取单线联系，相互之间不发生横向的联系。因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较好地保存了组织。
        大连国际情报组以先进的手段实施放火，保证了行动的成功。早在苏联受训期间，大连国际情报组骨干成员就接受了专门训练。实施放火行动的药品主要是通过从上级领取和自己配制获得。包玉侠经常只身往来于大连、天津联络点之间，巧妙地混过敌人的搜查，带回上海总部的密令、经费和各种放火用品。当时，有一种最新配制的炸药，它采用定时装置，准确性高，引爆力强，杀伤力大，但缺点是运输危险性太大。邹立升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多次放火爆破的经验，经过无数次爆破实验，终于研制成功。他制造了大量的定时引爆火药，分发给成员，让他们寻找时机放火，造成自然火灾的假象，迷惑日本殖民当局。   陈敏
        半岛晨报、39度视频首席记者黄凤桐
        相关资料由中共大连市委
        党史研究室提供